老百姓的幸福感来自很多方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有家庭方面的因素，有社会方面的因素，等等。但综合起来看，健康是所有幸福的根本。如果说人的总体幸福感是10000，健康就是1，其他的因素就是后面的零。没有了1，数字就都归零了。
如何获得健康？当然有一个高效、优质的医疗体系是必需的。但医疗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与其等得了病再去治疗，不如先预防，降低得病的概率。因为一来不是所有病都可以治好，二来预防往往成本最低，但效果最好。
怎样预防？
第一，治理环境污染。污染已成为全球导致疾病和过早死亡的最大环境风险因素。根据《柳叶刀》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2019年有900万人死于污染，占全球死亡人数的16%。空气污染是环境风险之首，污染导致的死亡中，近75%死于空气污染。水污染位居其次，污染导致的死亡中，超15%死于水污染。
第二，传染病疫苗接种。疫苗被誉为公共卫生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尤其是儿童疫苗接种。WHO的研究表明，1974年以来，疫苗接种避免了1.54亿人死亡，其中1.46亿为不到5岁的儿童。疫苗的接种一方面大幅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另一方面整体推高了全球人均寿命。
第三，健康的生活方式。吸烟、有害饮酒、高油、高盐、高糖饮食和缺乏运动是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北京大学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团队对近50万人平均11.1年的随访发现，不吸烟、适量饮酒、健康饮食、积极运动、保持健康体型，这5种健康生活方式有助于延长人群的预期寿命。相比只采取0~1种健康生活方式，采取全部5种健康生活方式的人群，全因死亡风险降低62%，心血管死亡、癌症死亡、慢性呼吸疾病死亡风险分别降低63%、53%和70%。
第四，慢性疾病筛查与早诊早治。据WHO统计，2019年有41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占全球死亡人数的73.6%，而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是控制慢性疾病发展的关键环节。美国癌症协会的研究表明肠镜检查可以防患于未然，将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降低69%，死亡率降低68%。
预防的经济回报非常高
预防不仅健康效果好，而且有很高的经济性。其经济回报来自三个方面：直接收益、间接收益、财政收益。直接收益是因避免慢性病节约的医疗费用，间接收益是因避免过早死亡和残疾而保留的生产力价值以及因健康改善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财政收益是对烟草、酒精、含糖饮料征收健康税所产生的政府收入。直接收益的获益者是个人，间接收益的获益者是个人、家庭、社会，财政收益的获益者是政府。
2023年WHO在一份非传染性疾病报告中列出效率最高的七大类、29小项“最佳选择”措施，既包括预防（减少烟草使用、减少酒精使用、减少不健康饮食和缺乏身体活动），也包括疾病管理（管理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癌症）。报告发现，2025年至2030年，全球范围实施最佳干预措施平均投资回报率为1:4，即每投资1美元，可获得4美元的经济回报。全面实施最佳干预措施可在全球范围内避免超过1200万人过早死亡，产生1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同时，实现上述效益所需的额外投资相对较低，平均约为全球每人每年3美元。
WHO也测算出具体实施七大类干预措施的投资回报率（ROI），减少烟草消费是1：7，减少酒精消费1：9，减少不健康饮食1：14，增加身体活动1：4，管理心血管疾病1：8，管理慢性呼吸道疾病1：5，癌症的筛查、早期发现和治疗1：6。该测算考虑到干预措施的协同效应（前面的1：4是分项措施平均投资回报率），将这些干预措施作为一整套组合方案来实施，所产生的综合效益会比单独实施各项措施更大。
聚焦到中国，预防投资回报率也非常高。北京大学研究团队量化了中国扩大免疫规划在50年间避免的疾病负担与经济效益，发现扩大免疫规划不仅可以节约医疗成本，更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国家发展提供动力。1974~2024年，扩大免疫规划总成本约为1240亿美元，产生的总效益高达2.4万亿美元，从社会整体视角计算的效益成本比为19.48，即每投入1元免疫规划成本，能获得近20元的经济效益。
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团队测算了中国实施和优化健康税政策的健康、经济与财政效应。他们发现，2026至2050年间，如果通过增加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消费税使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0%，将带来2058万、902万和367万生命年增益，并分别避免86万、36万和13万例过早死亡。这些健康改善可转化为相应的宏观经济收益，分别相当于同期GDP的0.043%、0.034%和0.0016%。此外，烟草消费税增加预计累计约为4.53万亿元，酒精消费税约为2万亿元，含糖饮料消费税约为2955亿元。每年额外税收收入相当于2023年中国政府卫生财政投入的11%左右。
预防落地的难题
让预防真正全面落地并不容易。OECD报告指出，2021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预防支出占卫生总支出比重仅5%，这还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发达国家尚且如此，中低收入国家则更为窘迫。WHO数据显示，中低收入国家的预防支出占比普遍低于2%。预防优先战略在实施中面临巨大挑战，其原因如下：
第一，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因为资源有限，必须在公民健康、污染控制和经济增长之间进行艰难抉择。污染控制需要前期投资，但其健康收益有滞后性，暴露于污染中可能数十年后才显现健康问题。这掩盖了环境治理当期的重要性，但长期来看，忽略污染会导致更高的医疗成本和经济损失。发达国家因为人均生产力高，更倾向于投资健康和环境，发展中国家则优先考虑经济增长。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1年，欧盟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支出达到2920亿欧元，自2006年以来增长54%，过去15年欧盟国家的环境保护支出占GDP的比重稳定在2%。相比之下，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东南亚、非洲的一些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不足，正在面临严重的雾霾、水污染等问题。
第二，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预防政策出台产生掣肘。多年来，WHO多次推荐各国对烟、酒以及含糖饮料征税。然而，烟草、食品和饮料行业通过广告宣传、游说和资助倾向性研究，竭力延缓或扭曲公共卫生政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烟草行业创造大量就业和税收，烟草公司也大量投放广告宣传费用，这让香烟利益集团掌握了极高的话语权，甚至在国会也有很强的游说能力。糖业协会在20世纪60年代曾资助哈佛大学科学家，极力淡化糖类和心脏健康之间的联系，并将饱和脂肪的作用污名化，误导了公众数十年。可口可乐公司曾在美国尝试过通过与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群体结盟，建立非营利组织宣传通过锻炼而非饮食来解决肥胖危机。政府也需要面对潜在的代价，德国2024年曾计划提高糖税，最终因饮料行业威胁削减1.2万个工作岗位而作罢。
第三，公众对预防医学的认知不足与偏差导致的实施障碍。以征收糖税为例，全球民调显示，低收入群体的反对非常强烈，印度每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人群中，67%认为糖税是“对穷人的歧视”。但这些人恰恰是糖税实际保护的核心群体。此外还存在预防悖论，针对中低风险群体采取的预防措施，尽管在群体层面上能够带来巨大健康收益，但对个体而言可能效果微小甚至难以察觉，这严重削弱了个体的参与动力。以疫苗为例，接种MMR（麻疹、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可提供超过97%的免疫保护。在疫苗的高效防护下，美国2000年宣布本土消灭麻疹，但集体安全削弱了个体的接种意愿。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披露，全美幼儿园MMR疫苗接种率（92.7%）已低于群体免疫门槛（95%以上），导致2025年美国麻疹病例创下新高。
第四，预防的经济回报虽然很高，但度量起来并不容易，而且主要回报需要长期才能实现。相对于个人，政府更可能出现短视现象。政治人物面临换届压力，有强烈的动机将资源投入到任期内显现成效、可见度高的项目（如修建医院、道路），而非回报周期长达5~10年的项目（如高血压、糖尿病防治），跨期激励错配导致了公共投资决策的系统性短视。另一方面，ROI的计算视角也影响着投资决策。从社会视角计算的ROI，包含了过早死亡和残疾造成的健康生命损失、患者负担的减少以及生产力的提升等。但是如果仅从医疗视角看，只看医疗费用的节约等，ROI可能较低，回报周期更长。这解释了为什么有时经济学证据充分，但实际投入仍不足。
最后，在众多疾病预防措施中，存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区分，决定着整个疾病预防体系的效率。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有正外部性，即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因此私人部门没有动力提供，市场机制难以有效供给，需政府介入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资源配置的高效性，环境污染治理、疫苗接种都属于这一范畴。有私人产品属性的预防措施，主要影响个人，外部性小，理应由个人选择占据主导。但由于个人认知往往是通往健康的主要障碍，如果政府不扮演积极角色，会推迟公众的健康意识形成，造成不必要的健康损失。
这些工作有待推进
中国的制度优势使政府能够制定长远的公共政策目标，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制定并实施前瞻性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策短视和频繁摇摆。这种制度在需要大规模资源投入和强力协调的公共卫生领域中尤为重要，可以提高疾病预防体系的执行效率。
投资健康是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政府加强投资和强势介入的回报是极高的。中国政府已经展现了在公共品属性的预防措施方面的魄力，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引领环境治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奠定健康基础。这些根本上是投资人民的健康福祉，是最划算的投资，目前已经看到了切实成效。
中国近年来环境治理成绩斐然，空气和水源污染情况大幅好转。最突出的成就是蓝天保卫行动带来的空气质量改善。2013年，国务院印发“大气十条”，提出了10条综合治理措施，重点行业整治、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严格节能环保准入等全面推行。2024年全国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共222个，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7.2%，PM2.5的平均浓度29.3微克/立方米。与2015年相比，2024年中国平均PM2.5浓度下降了36%，重污染天数减少了68%，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碧水保卫行动同样产生了显著效果，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15年，国务院印发“水十条”，重点流域治理、工业污染防控、城镇污水处理等全面推行。2019年，生态环境部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截至2024年底，累计排查出入河排污口33万余个、入海排污口5.7万个，七大流域和重点海湾排污口整治完成率分别达到90%和84%。“十三五”以来，深入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累计完成2804个县级及以上水源地10363个问题整治，有力提升涉及7.7亿居民的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
中国免疫规划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显著降低了传染病负担。中国早在1978年开始实施扩大免疫规划，2007年起国家免疫规划包含14种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包括乙肝、结核病、出血热、炭疽和钩体病等15种疾病。中国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极高，覆盖率常年保持在99%以上，相当于给14亿人织了张“免疫网”。得益于疫苗，我国比全球提前近20年实现了无天花病例，连续30年没有本土的脊髓灰质炎病例。近20年，全国无本土报告的白喉病例，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麻疹报告发病率持续维持在百万分之一以下。《柳叶刀》子刊发表的北京大学团队的研究显示，1974年至2024年，中国扩大免疫规划避免了7.03亿例病例和248万例死亡。
长期以来中国免疫规划主要面向6岁以下儿童，缺乏适用于成人，特别是孕妇、老人等重点人群的疫苗。发达国家免疫规划则覆盖广泛，包括青少年、成人以及特殊人群。随着经济发展，国家对传染病预防的重视日益增加，扩大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也成为了大势所趋。2025年11月10日，中国将人乳头瘤病（HPV）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面向年满13岁的女孩免费接种，这一里程碑式的重要举措将保护数百万女性免受宫颈癌侵害。这是中国18年以来首次新增免疫规划疫苗，为未来扩大保护范围、惠及更多青少年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疾病预防方面也存在亟待解决的事项，尤其是控烟行动、对酒精和含糖饮料征税，这些都需要政府引导。控烟工作是薄弱环节，全国的禁烟立法尚未落地，烟草税的征收力度也未能充分彰显其应有的控烟效果。吸烟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性，但是中国公共场所无烟立法覆盖明显不足，目前仅有24个城市、约16%人口覆盖在100%的无烟立法保护之下。
WHO长期倡导通过提高消费税，减少烟草、酒精、含糖饮料等有害产品的过量消费，但中国烟酒税率远低于国际水平，且尚未对含糖饮料开征消费税。中国烟草总税负率仅56%，远低于WHO建议的75%。中国对酒精饮料的消费税也偏低，2022年啤酒和白酒（畅销品牌）的消费税分别占零售价格的2.1%和16.3%，而全球平均水平分别为17.2%和26.5%。此外，中国尚未对含糖饮料设置专门的消费税，仅征收13%的增值税，而全球已经有108个国家对含糖饮料征税。
法令和税收虽然能够改善健康状况，但常常通过改变认知获得的效果更好。对于健康饮食、规律运动以及慢性病筛查等具有私人品属性的行动，政府可以通过科学传播和宣传引导发挥关键作用，激发个体主动参与预防的意愿，推动健康行为常态化，进而提升公众健康水平。
（刘劲系长江商学院教授，于艾琳系长江商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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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劲
于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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